温馨的家庭 浓厚的亲情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长兄柯俊，一名姐姐若俨，我们叫她二姐。我在女孩中排行第二，人都称我三姐。为什么？
原来我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大哥（柯俊）下面有个大姐（婉芳），6岁时患“肋膜炎”死去。若俨出生时大姐已不在。父母执意叫若俨二姐以怀念婉芳。解放前我家不信教，但七月十五日（旧历）、除夕要祭祖，烧纸是一个大信封里装上叠好的纸金银元宝，信封上写上坟地的名字。我只记得每次还要给大姐做一个小口袋。长春目的动迁时父亲特意去长春把大姐火化后移至锦州。
前几年二哥柯傅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是我们七兄妹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的一次聚会。在沈阳一次拍照时，大哥在他旁边要求空一个位置，我问他“给大姐留的？”他微笑点头。我眼泪差点出来。大姐死了七十多年了，大哥还在想念她。父母、兄弟几十年后还在怀念夭折的孩子，因此这个家庭出来的孩子都把亲情看得很重当不为奇。
大哥教我爱国爱民族 从英国寄钱回来帮全家渡过困难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准备全家回老家浙江黄岩，因我生伤害病未能成行。父亲继续留在东北，仍在铁路局工作。
大哥不甘当亡国奴，又考虑全家可能回南方。年仅十四岁的他一个人逃亡到天津，从此靠自己奋斗在外读书。但他时刻记挂家里。记得第一封信就是用发给他们这些流亡学生买地瓜的钱买的邮票寄的。
东北沦陷后，暑假期间他从天津回到沈阳，赶上我7岁该上小学，二哥二姐都上了市立学校。在大哥柯俊的积极主张下我上了英国教会办的慎德小学。那里的老师恨日本统治者，悄悄灌注抗日知识，并教书认真，很早就学英文。大哥教我们唱《伟大的手》，歌词大意是：“你也有，我也有，两只好朋友……”“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当时父母怕惹事，不许我们在外面随便说话。后来二姐也转到慎德小学。为我们一生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上小学要骑自行车，我害怕，不敢骑，大哥就鼓励我，耐心教我，他骑在车的后面，我骑上后他悄悄离开。我也就很快学会骑车了。
想想那个时候我7岁，大哥也就是16岁。那么多弟妹，他会孝顺父母，教育弟妹。帮弟弟妹妹上进，对弟弟妹妹们如何做人影响很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乡骑车上下班，还能骑车50里从安波公社到俭汤公社会诊、抢救，下乡回城后家住黑石礁，到长春路上班也有10里地。有时骑在车上也会想起大哥教我骑车的乐趣。
七七事变后我家更紧张，天天半夜爸爸妈妈偷偷听广播，大哥随着华北沦陷，转辗到武汉大学，毕业后去大后方。音信越来越少。
家里人话题总离不开大哥，时刻想念大哥，但柯俊大哥在哪里？
我家八月十五（阴历）要祭月亮。在院子里摆上水果、电信，拜月。妈妈就会说大哥刚会走，刚会说话时，拜月时他会说“阿咪啊，保佑宝宝快长快大”，然后就是抓贡品吃。（意思是月亮婆婆保佑我快快长大的黄岩话）。几乎每年都要讲。直到1944年家里接到一封信。内容是：“季梁舅父的外甥榴生公费去英国留学……”。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随时会抓人，所以大哥的信不能署名，父母一看就明白。季梁是我四舅（化学及化学史家王琎）的号，没有哪个外甥叫“榴生”，而大哥正是石榴花开时出生。毫无疑问，家里人都很高兴，大哥出国深造去了。
1940年父亲从铁路局辞职，无工作，靠积蓄维持生活，光复后我家经济困难。我姐妹均在读书，母亲省吃俭用，把家里的积蓄也已用尽，家里种的玫瑰香葡萄也舍不得吃，小弟拿出去卖……。在生活十分拮据的时候大哥想方设法请香港的朋友转寄钱物，接济家里生活。我的第一个听诊器、血压计、内科学和妇产科学英文教科书也是大哥从英国寄来的。我珍惜兄长的指点、关怀，向他学习，一刻也不放松的学习与工作。
豁达心情战胜病魔
大哥晚年身体状况并不太平，七十几岁时一年2次手术——前列腺手术、胆囊手术。胆囊手术前严重胆道梗阻、黄疸，转氨酶达几千单位。好大的胆囊，高度怀疑癌，他仍谈笑风生。一周后手术治疗。
两次手术，都会遭罪。可是他从来不伤心，不埋怨，笑对疾病。
1998年11月，81岁高龄的大哥在印度加洛印度科学院和印度金属学会访问讲学后晕倒，诊断为冠心病急性下壁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心率30次/分。血压70mmHg，立即送到印度当地心血管病中心，安装临时起搏器，心率血压才回升。进导管室冠脉造影，右冠状动脉100%阻塞，左冠状动脉前降支钙化，高度狭窄。中心的医生努力企图通过导管开通右冠的过程中几次室颤除颤，介入手术没成功。双支病变又未再通，危险性很大。
印度方面和北京科技大学党政领导都非常关心。柯明（柯俊的小儿子）和吕田（我的女儿，学医，心血管内科医生）第四天感到班加洛尔。乐观的大哥一天天好起来，起搏器撤下。第九天被接回北京。下飞机前有中日友好医院心内科主任柯元南（我五叔的孙子）乘救护车到飞机下边接，总算安全抵达中日友好医院。整个脸因为用药皮下出血都是紫色。离开印度医院，吕田和柯明携带着急救药箱，精心的监护着高龄的重危病人，经新加坡飞机回国，心情十分紧张，总算平安到达北京。吕田下飞机看到我们真是如释重负，眼泪在眼圈里。
冠脉有三支，主要的两支均有严重病变，根据病情我们分析，以后大概不能工作了，何况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但是出乎医生所料，病情一天天好转，没多久他又每天伏案工作，经常要干到后半夜。主持会议，到处出差讲学。还得了国家教育改革方面的大奖。
作为心血管内科医生，我分析他为什么病后那么好。
首先是精神，他不怕病。他乐观，他把时间看得最宝贵，要多做事。
其实是他尊重科学，尊重医师。对元南（柯元南，他的心脏病主治医师），对我和若俨姐（沈阳工人医院内科的住址医师）以及吕田的建议与安排，绝对服从。每个药为什么要用，有什么副作用，一清二楚。不乱吃药。该吃的药每周都摆好，每更换加减药物都按医嘱，按医疗指南做。
生活上粗茶淡饭、不沾烟酒。活动量适度，我讲课查房时常常用他的事例鼓励病人，告诫学生。说明病人的精神状态在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不要因为冠脉没被扩开而灰心。人有极大的代偿能力，也包括老年人。
2006年12月8日出差刚回到北京的大哥，得到9月底体检报告，发现便中有血。由元南陪同，到医院进一步检查诊断“直肠癌”。知道消息后，我简直难过得坐立不安。我想90岁的人，又有心脏病。能手术吗？心脏能经受起麻醉吗？元南是心内科专家也顾虑很大。我打电话给大哥，他的一席话使我改变了态度。他还是一如既往，毫无谈癌色变的感觉，有说有笑，“北京科技大学老人89岁时‘门槛’，有两位老教授都在89岁得了‘直肠癌’，手术了，冶金界的泰斗魏寿昆院士，钢铁研究院的邵向华院士都在89岁时因直肠癌动了直肠癌手术，至今还活跃在冶金界和博士学位导师的岗位上。一位现已超过百岁。阎王爷、马克思不肯接待……”。大哥好像是讲别人的事，把看直肠镜录像的情况、各种检查结果告诉我们。经过北大人民医院王杉院长主持，各方面精心安排。2007年1月5日，顺利进行了手术。心脏有徐成斌教授、陈红教授、柯元南教授出谋划策。在起搏器保护、心电监测下平安度过手术期、围手术期。1月8日平安转出ICU（重症监护病房）。我们又开始能通话。拆线后他又高高兴兴的接受了化疗。出院没几天就能出去开会、看书，和手术前一样生活、工作。
我们这些弟妹和小字辈衷心祝愿大哥大舅健康长寿。
柯若仪
2007年3月21日 于 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