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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新闻网—信息频道:教育部三位公选校长谈高校干部选拔

2013-03-11
单位(作者):张贵勇
 

  地点:中国教育新闻网视频演播室

  主题:公选校长

  访谈嘉宾:北京科技大学校长 张欣欣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徐安龙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来茂德

  访谈主持:中国教育报高教周刊主编 唐景莉

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就是要更加民主、科学

  主持人:今天是33日,两会来了。我是中国教育报高教职教中心主任兼高教周刊主编唐景莉。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公选校长,畅谈公开选拔校长的体会。这三位嘉宾是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欢迎三位校长!

  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三位校长,是继201112月份首次全球公选直属高校校长之后教育部的又一次重大的举措,在刚刚颁布的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中也指出,扩大公开选拔校长的试点。

  对这次公选校长改革,三位公选校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欣欣: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访谈,首先这次我们三个学校公选校长是教育部对我们高等学校干部选拔的一个改革。公选,就是要更加公开民主、科学。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对于候选人来说等于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有地方能够交流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对于学校管理的看法。同时我认为对学校和学校的师生这个层面来说,也是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也是学校的教师学生干部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要选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校长,同时也要参与制定学校的发展思路等等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我想对于教育部和学校这个层面来说,那么公选校长实际上是扩大了教育部和学校选拔干部的视野,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途径,那么我想同时也会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提高所选干部的质量。

  来茂德:这一次的公开选拔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很好的模式。教育部在我们这些学校进行试点,至少给我们一个信号,大学校长可能并不仅仅靠任命,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选拔,比较好的来选择大学的校长。我想可能通过这样的试点,提示公开选拔可能是以后中国高校校长选拔的趋势,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积累经验,为进一步扩大高校校长的选拔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式,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徐安龙:前面两位校长谈得很好,我觉得公选校长最好的一点在于它能够让参与公选的大学的广大师生能够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时机和方式,这对于新备选校长领导的威信和他的凝聚力非常有用。因为是通过这种方式选举的校长,很大程度上如果不得到广大师生认可也很难在这个上面走下去,这样对于未来凝聚大学师生的人心,领导学校向前迈进是非常好的一面。第二,公选的校长很好地体现了教育部党组的执政能力,表现出有信心来做好这件事,放在这么一个大众的舆论下,包括媒体和网络,这是高等教育改革一个勇气和能力的体现,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老师认可,当然未来工作能不能认可要靠实践检验。但是现在至少老师们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感受是,公选校长人才资源配置多了很多渠道,原来领导干部或人事领导视野里不一定知道选到什么人会更好,通过公选会看到哪个人更加合适领导这个学校。通过公选广开了备选校长人选的渠道,这个对未来寻找到更好的大学校长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这是我个人的三个感受。 

既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广开才路的体现

  主持人:教育部的一号文件发布了这样一个信号,要扩大公选校长的试点,它是教育部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的体现,公选校长改革和举措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开放的姿态,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影响,公开选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改变了我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组织任命为特征的干部制度。那么校长岗位首先是个人的一个主动选择,请三位校长谈一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张欣欣: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一个原因,也是非常主要的原因。我在那天面试的时候我也讲到了,我是77级的学生,我的本科学习就是在北京钢铁学院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所以我说,我参与这次公选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北科大的学生,在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为母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学校改名称为北京科技大学以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生给我们起了一个别称,把我们叫做贝壳(北科谐音),我们网上也有很多类似贝壳这个贝壳那个的,我在20分钟的面试的时候,我在这时候说我是一个贝壳,并且我这个贝壳就在海淀区八大学院这片海边的一个贝壳,所以我有机会一定要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茂德:实话实说吧,我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开始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过了几天以后我们浙大的金书记(音)找我谈话,我们两个人交流了很多,他觉得我应该去竞聘,应该去参与这项改革。后来我也征求了我家里人的意见,我夫人的意见,换学校要离开杭州,家里人不反对也不支持,你愿意去就去竞聘吧。最后我还是决定了去参加竞聘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药科大学在药学的人才培养方面和科学研究方面是国内最好的一个学校,它有很长的历史,这样一个学校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假如说你想做一些事情的话是有可能的;另外,我们这一代人,刚刚张校长讲是77级,我也是77级,这一代人是拿了国家的助学金培养出来,以后又去出国深造,出国深造以后我也是比较早的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在业务上面的发展,以后又在行政岗位上面担任了十六七年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我觉得接受这个挑战,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做一些工作,也许可能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个想法就是公选校长是一个改革,改革要往前面推进,要成功,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人去参与。我们作为大学的校领导,教育部这样一种改革我们应该有这种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参与的人越多,改革越有可能成功。你去参与这个活动本身也是对这个改革活动的一种支持,所以基于这样两个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参加应聘大学校长。

  徐安龙:我参加这个应聘是基于几点,首先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小身体不好,得到一个老中医的救治,在我童年记忆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关于中医,特别是中医药的医术以及悬壶济世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的追求,因此我的学术生涯有许多节点与中医有一点关系,我自己做的学术里面也有一部分跟中医药有关。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一生中与中医药有不解之缘。第二个是这个学校是让我非常敬仰的大学,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龙头,也是教育部唯一直属的中医药大学。我过去跟这个学校的学者、学生有接触,觉得这里的人素质很高,值得我共事,我觉得能够来这里参加竞选是荣幸。第三个是圈内同行鼓励我,我自己也跟行内顶尖的专家沟通,他们表示愿意推荐我,因此我是专家推荐的。在他们推荐的过程中,与行内顶尖专家沟通交谈,越谈越觉得,这也许是我自己实现儿时梦想的机会,至少为中国的中医药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就是我当时参与公选的心理历程,这个也得到了家里的支持。我都跟他们沟通过这个事情,他们也支持我不远千里从广州来到北京,还是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改变。但是到现在为止感觉这个决定还是值得去努力的。

公选要求长期积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

  主持人:公选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特别难忘的过程,三位校长也都经历了面试、面谈、民意测验、组织考察等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选拔的体会?

  张欣欣: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学校公选会是8点开始,候选人8点半就被请到一个屋里,手机也收走了,与外界没有了联系。我抽到最后一个,所以从7点半开始一直等到11点,这三个半小时很难熬。一方面是三个半小时还有点时间准备准备讲什么,一边准备讲什么一边想可能是什么问题,准备也准备不好,思考问题也思考不好,反正那个状态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这个就很难忘,也特别理解。我不了解其他两位学校情况,我们是校内直播的,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一定是要这样的。

  答辩过程当中很有意思,台底下都是我们学校自己的老师,因为我是本校的副校长,参与公选。所以我对学校老师,包括退休的领导,现任领导都非常熟悉。但是上午面试给我提的一个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实际上那个问题就是考我们的知识面,考我们对高等教育、高教法的熟悉程度。这个问题,我印象比较深的。下午还有30分钟的面试,这30分钟面试就比较厉害了,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不让我们喘气,给你提一个问题马上回答,不要讲虚的,你就回答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措施。上午还好回答,三个问题还让我们准备准备。当然了这个我是形容,像挖坑,不让喘气都是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出来,但是实际上对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个锻炼。考验了我们对高等学校,尤其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对高校内部的管理,以及对国家高校的发展趋势的一个熟悉程度。

  来茂德:我的感觉跟张校长感觉差不多,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过程也都差不多。第一个印象就是感觉做得非常认真,我们中国药大的应聘前面是北科大,北中医,最后搞中国药大。晚上8点钟大家先去听怎么搞,按照姓氏笔划抽了个五号,最晚一个,意味着整个上午都要坐在那里。我们7点半集体出发了以后到一个房间里,我们五个人“关”在这个地方,手机拿掉,电脑也不能用,你可以看书,也没心思看。最后轮到我开始已经差不多12点了,结束时已下午1点。这个过程做得是真的非常认真,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们除了正规的考试以外,自己也没有经历过,印象还是非常深的。

  第二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五个候选人前面的20分钟你自己去准备好了表现你自己,还有半个小时三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放在计算机台上,也不让你联系。这三个问题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好处事先大家都不知道,这样评委、师生可以了解一下你这个候选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因为三个学校的问题据说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考评委员会临时根据这个学校特色来定的,前面也没办法准备,主要看应急反应,允许讲半个小时时间用完了不问问题,下午组长副组长跟我们谈半个小时。做的还是非常认真,还是有很多的感触。

  第三个感受是这次大学校长公选的组织工作应该是高效的,我们中国药科大学面试1231号,我担任校长是129号,前前后后一个月的时间还包括了一个星期的公示,所以教育部的组织是非常有效的,这么短的时间要把各种各样的工作做好也是不容易,这样的试点工作能够积累一些经验为以后推广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徐安龙:对我来说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整个礼堂坐满了人。当时挑了三个问题,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来想到的问题是大学管理。我们北中医提的题目有一个是中医药怎么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中医不仅是医术的问题,还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拿到这个问题,我还想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没有准备。好在我平时喜欢读一些中医药的书,最难的问题我就放在最后,先回答简单的,然后慢慢进入角色,这个确实对我是一个挑战,所以公选实际上是要求长期积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你不知道会提什么问题,对很多问题的回答是基于人生过程的积累,没有标准的答案。这个是我感受比较深的。

  下午是与专家委员的面谈,这次专家提的问题就比较直接。我就感觉到,我们组里的专家,南京大学的老书记,还有中国医科院的专家给我们提的问题让我比较难忘,主要是从关爱我的角度以及教育问题。张伯礼院士是跟我探讨了一些关于中医药的发展。因为我并不是这个圈内的人,但是他想知道我以后领导这个学校会有什么想法。过去也是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我希望我的回答能使张院士满意。整个过程中,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主要是平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长期积累经验。参加公选是检验综合素质,各方面的能力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主持人:两位幸运数字是5号,您的幸运数字是几号?

  徐安龙:2号。

本校任职和跨校任职各有优势,最重要的是不是最适合这个岗位

  主持人:这次公选也很有兴趣观测到一个现象,除了我们张校长是本校产生的,另外两位都是跨校产生的,您各位谈到了自己和学校的不解之缘,如何理解跨校的任职,和本校的任职优劣在哪里?

  来茂德:我觉得本校任职和跨校任职各有优势,各有相对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校的同志对学校的历史都了解的很清楚,我们外校进去的,现在还是一个学生,需要对这个学校进行很好的了解。我也相信给我们一定时间以后我们会很快融入到这个群体中去,也会很快融入到这个学校的文化当中去,不同学校的文化一定有差异。比如我去了以后大概两个多星期我就体会到不同学校文化的差异。这些文化的差异没有好坏,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的传统,我们必须很快融入到这个学校文化当中去。所以我觉得校内和校外优劣只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大家很快会适应。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谈的问题,这种选拔机制能够给师生,能够给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提供一个更大的选人视野和更多的选人机会,可谓“广开才路”。我们可以是本校产生的同志,也可以是外校进来的。经过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考核以后选择一个认为可能更合适的人,我们也只能讲可能更合适。因为这次评委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中国药科大学当时参加的评委是23个人,再加上中层干部以上,校友代表,学生代表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需要校内同志和校外同志很快适应新的岗位,大家一起把学校往前面推进。

  徐安龙:公选是面向全球,可能有更多的候选人,这肯定是一个好处。我个人觉得,同校跟异校任职没什么差异,最重要的问题是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异地学校也不能说都是优点,也不能说都是缺点。异地学校会给现有学校的工作方式方法带来新的元素,新的不一定都是好。老的学校有现成的好东西,新的校长没必要去改变它,都应该保留这个学校好的东西,发现需要求变的方向,新校长再去推动。不管是同校异校,这样的决定都应该下到基层调查。来自同校的新校长,更容易了解情况。我上任后,要用很多时间到下面走访,不仅要跟中层干部谈工作,而且还要跟师生谈,你才能知道这个学校哪些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推出新校长的施政方针。

  张欣欣:我非常同意来校长和徐校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校选择和异校选择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高等学校是有它自己特点的一个组织。第一个就是每个学校有自己的文化,同校还是异校都会认同一点,就是对一个学校的文化传承应该有一个认同,同校的接受这个认同就更容易一点,像我就是北科大培养出来的,我已经融入到北科大的这种文化里边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办学思路一个是传承过去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要有拓展。这个外校来的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至少它可以把他所在学校好的做法,新的做法带到这个学校里来,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关键是要选好人,选对人,并且这一个标准就是认不认同对一个学校的文化要传承。

 公选校长,意味着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主持人:融入这所大学,不管是任职的校长来自本校还是异校,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大学校长遴选有很多讨论,我们大学校长是有学术背景的CEO,也有人认为大学校长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许多人认为公选校长意味着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想问三位校长,你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大学校长角色,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当中我们有怎样的思考?

  张欣欣:我说一点具体的事。在我们三个学校之前实际上教育部已经任命了一批学的校长,并且在任命学校的校长里,有的校长在就职的时候提出了承诺“三不”,有的校长就职的时候承诺了“四不”。巧得很,我们面试的时候三个问题之一就有这个,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更巧的是,我在我的表述里边最后的一个PPT,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像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及教育部正中承诺我要做到“三不”,第一个就是如果我被选择做了校长,那么我在职期间不再招收新的研究生。第二就是不再申请新的科研项目,第三就是我在职期间不考虑申报院士,这是我承诺了的。我在开展工作以后我也对一些副校长,副书记,也对下面的一些老师谈话的时候说了,说希望老师我的助手们监督我,万一有一天我把这个忘了你们要提醒我。我承诺的“三不”,差一个不申报奖励,包括教学奖、科研奖。当初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下边就有评委说,你为什么承诺“三不”,而不承诺“四不”。我说我之所以不承诺不申报奖励,是因为科学技术奖也好,教学成果奖也好它都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这一个项目是做了很长时间,少则三到五年,多则十几年,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那么如果是因为我个人任职的原因,这样的积累不去申报成果,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第二个,如果在这样的成果当中我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而申报成果的时候我又不在里面署名,这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所以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对校长职业化怎么认识,我就说了这个。据我看好像遴选委员会的都点头了。

  来茂德:我对您刚刚提的职业化问题谈一些想法吧。我们各界,包括我们的媒体,我们对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也有比较多的讨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讲两点,第一我先不讨论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问题。大学校长是一校之长,一个大学,特别是像我们中国的大学规模已经都非常大,毕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校长去决策。所以作为这个大学校长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大学校长的管理当中去,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的,否则你对大学的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大学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现在媒体也好,大众也好,包括教学行政管理部门也好,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希望把大学校长精力放在大学校长的管理上,而不是去做相关的专业业务。从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大学校长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先是一个学者。这样他(她)才可能会更加好的理解什么是大学,大学校长应该怎么做。这是我对校长的第一个理解,校长精力放在管理上面,这个是大家都会形成的一个共识。

  刚才讲了第一个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当中去,大家都会有这个要求。第二个问题回到职业化的问题,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并不简单等同于大学校长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大学的管理上去,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有各种环境的因素,有各种体制机制因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大学校长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学校的管理,用在学校的发展上去,并不等于这个就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当然我们讲从副校长转换为校长角色转换得好,也许是我们以后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一个萌芽状态,大学校长职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有环境能够保障它,体制机制上面也要去保障它。这样才能够真正比较好的走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阶段。

  徐安龙:您刚才提到的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整个教育体制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表态和承诺能做得到的。我当时也面临着困惑,刚才张校长讲到的承诺,我跟评审委员会说,我不做承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承诺是承诺到什么程度。什么是大学校长?如果大学校长一点学术活动都不参加,怎么带领这个学校参与学术活动?有的科研项目是校长申请才能拿到,才能给学校带来资源。如果不参与科研,这不是影响学校吗?所以要不要做这个承诺,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校长是不是真正全心全意投入到学校管理里去。第二,校长绝对不应该跟在校老师竞争学术资源。一把手权力很大,这对老师是不公平的。第三,有指标性的项目,在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一定要回避。我当时的承诺是,第一我要全身心的投入,第二我还是会有我的学术活动。比如说,我参与2011的评审,我是作为专家去的。通过项目评审,我就能知道向好的学校学习,就知道自己学校的协同创新怎么做,就知道这个事情对学校是不是有用,知道回到学校怎么去组织此类活动。我们大学的师生是希望校长不仅要全身心投入,而且希望校长是有成就的学者,如果大学校长连学术一点都不做的话,从某种意义来说他自己也会慢慢跟学者的氛围脱节,对学校发展也不一定最有利。另外,达到国外的职业化程度是很难的,不是大学校长本人意愿可以做到的,还有国家的制度不同,等等。

  所以我觉得各个大学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不在于要有统一的格式承诺,关键是大学的美丽就在于多样化,也在于校长的多样化,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不是衡量大学校长的标准问题。衡量的标准是:第一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第二是不是以公心领导大学发展,第三是不是给师生创造一个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更好天地。

www.jyb.cn 20130308日   来源:中  时间:201333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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