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大学时期的照片，有如影像轮回，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勾起回忆无数。
1999年，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经过炎热7月的炙烤，一封夹带着火焰般的录取通知书，轰然开启了我大学四年的燃情岁月。
大学的男生宿舍一般都是很有“味道”的，我们宿舍偏偏就要脱离这低级趣“味”。一入校，在舍友的提议下，我们制定了舍规：定期大扫除，每天有人值班打水，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居然坚持了四年。违反舍规的惩罚也是很实惠的，谁违反谁掏100块钱请全宿舍去“样样红”涮羊肉。那个时候100块钱真的值钱，全宿舍6个大小伙子吃涮肉能吃到饱。所以，就是这样的惩罚真的很奏效，四年下来违反舍规的次数可能都不超过5次，最好笑的是第一次请大家涮肉的人就是提议制定舍规的那个，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精神。我们333宿舍的内务卫生在6斋是名列前茅的，直到毕业前才被几个喝的七荤八素的“老街坊们”破坏。毕业前得知校园有新的规划，我们毕业了，6斋也要“走”了，为此我们还专门和他合了个影，留个念想。
校园的银杏大道总是被人提起，那时旁边的甲乙丙丁教室真是简陋，记不清是甲教室还是丁教室下面的电话亭总是生意兴隆。也不知道是年轻脑子好还是选择性记忆，课本记不住多少，但是201电话卡前面要播一串长长的毫不相关的数字，总是能在拨几次后就记住。谈恋爱的情侣更是如此，抽屉里五颜六色的电话卡赛过集邮。那时，手机还是奢侈品，神州行的双向收费真是毫不客气。在大一的暑假，我整整干了一暑假的家教挣来了一部摩托罗拉，不觉得辛苦，只想在人多的地方经常拿出来“看看“。当时的手机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时间提醒，一到50秒就会“滴”的一声响，当你听到这“滴”声就像现在手机电量只有20%一样焦虑，对方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大四时，我们遇到了可怕的“非典”。它打乱了一切计划，未曾经历的人们都是手忙脚乱的，毕业生的求职更是难上加难。我也是慌忙“逃”回了家，蜗居着不敢出门。写毕业论文坐车去北京图书馆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车上有人咳嗽一声，立作鸟兽散，不得已我要骑车1个半小时去借书，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在毕业答辩前，学校要求我们回校隔离，隔离生活简直是毕业前的压轴大戏。这一群大四的“老年人”仿佛又回到了大一军训一般的青春洋溢，两周的集中隔离大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仿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当我们走出集中隔离的宿舍那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红字刊登“我们战胜了非典”，那天以后就不用隔离了……
在我的回忆中，大学四年一晃就过去了将近20年，我非常想念他！今年正值母校70华诞，愿此回忆为校园故事添彩，与桃李天下的校友们分享点滴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