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科技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系黄国忠教授
北京科技大学的校训是求实鼎新。“求实”，意为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客观冷静的研究探求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知，代表了学校恪守学术规律、追求科学真理的价值取向；“鼎新”，语出《周易·杂卦》“鼎，取新也”，意为树立新的标准、风气等，体现了学校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特征。
“求实鼎新”的合并使用，既是对学校“学风严谨、崇尚实践”优良传统的传承，也是对全体北科大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激励和号召。就像本次采访的主人公黄国忠教授给记者的感觉一样，精神烁烁、和蔼亲切、学识渊博、待人宽厚的他，将“求实鼎新”的“北科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国忠教授2001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2003年博士后出站于南开大学，同年进入北京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北科大）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产品安全风险评价理论与方法、有害物质风险评估理论与方法、环境水质安全评价、安全管理与风险分析等。年终将至，当午后的和煦阳光拨开雾霾，洒满北科大校园的每个角落，记者如约来到黄国忠教授的办公室。一见面他急忙让座，并为记者沏上了一杯好茶，而话题自然从如何与“产品安全”这一领域结缘谈起。
提出产品安全的概念
“其实一开始在北科大并没有产品安全这个方向，北科大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是搞矿山安全的也就是原来的生产安全研究的。怎么介入到产品安全领域的呢？”黄国忠教授对记者娓娓道来：“当时是在2002、2003年左右，我们因为国家‘十一五’的课题‘产品召回管理技术支持系统研究’，与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讨论产品安全、质量安全的事。我说北科大在生产安全领域来讲还是比较强的，有一些概念、理念、方法可以借鉴到产品安全这块儿。”
由于那时对产品安全领域的研究才刚起步，以课题研究为背景，黄国忠教授他们最开始提出的是消费品安全的概念，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消费品的定义，所以后来就把消费品和产品等同起来，提出了产品安全的概念。“我们认识到不仅生产安全对人的生命财产威胁比较大，产品的质量安全可能比生产安全的威胁还要大，还要重要。因为咱们国家的数据统计，每年死伤人数最多的不是矿难等生产事故，而是交通事故。其中很重要的比例是由于汽车质量缺陷导致的。”他认真地讲道。
据介绍，我国产品安全领域的研究都是从汽车产品开始的。因为汽车产品在2003年左右是大价值的产品，社会、公众都比较重视，而且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出台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因此以汽车产品为契机，开始慢慢往下延伸。汽车产品是研究时间最长的，而我国的消费品安全研究起步比较晚，最近几年才开始对一般消费品进行研究。
《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的新意
2016年1月1日，《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作为消费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实施近一年以来，消费品召回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早在《办法》出台之前，黄国忠教授就参与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办法》相当有新意。首先，《办法》明确了召回的主体是生产者，对于召回的监管和主体，也就是生产者的责任区分的很明确；其次，《办法》界定了缺陷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处理手段，以及召回工作的流程，“这是我觉得《办法》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在消费品召回管理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作用。”黄国忠教授肯定地说道。
不过，由于《办法》只是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消费品召回具体实操起来可能要配套一些技术上的文件支持。他表示，目前《办法》的目录仅包含电子电器与儿童用品两大类，其中电子电器又细分为9类。那两种不同类别如电子电器的家用电器和电信电缆，它们在产品的性状和特征上肯定有明显的差异，使用环境和状态上也会有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可能就会导致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针对每一类的产品可能都需要有具体的风险评估方法。黄国忠教授正与同事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先以完成家用电器或某一类产品的风险评估方法为目标，再去探讨是否有一个普遍的模式适用所有消费品，把一般消费品的共同点都放在一起，也许可以研究出一套具有统一普遍性的判定标准，并期望明年可以做出一些成果。
“另外也需要媒体多跟公众宣传，因为公众现在有一个误区，认为一旦产品出了缺陷问题就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这是不对的。可以明确地说，政府部门只是一个监管的作用，不能替代生产者解决产品缺陷问题。”对于消费品召回方面的建议，黄国忠教授认为，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召回的主体就是企业，那么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大包大揽，把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拿到政府身上。“产品缺陷问题一定是企业来负责，政府来负责监管。一定要分清不同责任主体的作用，不能说一个产品出现缺陷就是质检总局不作为。因为有很多产品技术上的问题，企业比我们都明白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我的建议是在执行《办法》的时候，一定要分清监管和具体处理的措施，包括实施措施的责任主体。政府部门只不过是去判定产品是否具有缺陷，为企业召回决策提供依据，最终的召回工作一定是由企业来做的。”
风险评估界定不合理危险
提起我国风险评估的由来，黄国忠教授对记者谈道：“美国产品召回制度有两个基本原则，一个叫不符合安全标准，另一个是存在不合理危险。在我国如果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话，这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因为有标准、有检验的手段、有标准值，检验出来以后就能对比对照，不符合就是不符合，很明确。那么不明确的就是不合理危险，第一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第二不合理危险的程度到底有多高，是不是要采用召回的手段去介入，还是采用其他的手段。当时大家对不合理危险怎么去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由于标准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当年黄国忠教授作为“汽车缺陷风险评价基础理论及方法研究”的项目课题负责人时，就提出了“风险评估”的概念。通过对该项目课题的深入研究，他们的团队建立了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明确提出了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基本总结出了风险评估过程中所用的理论，基本建立了汽车产品缺陷风险评估的模型。
当时业内对风险评估还不是很认可，经常能听到诸如这个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我们有标准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之类的声音，“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标准是永远立不完的。”黄国忠教授希望通过风险评估的手段，能够解决现有标准未涵盖或者标准中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标准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情况，也为将来对标准的修订、提高完善提供依据。“这是我们当初做风险评估的基础，所以风险评估这个理念提出来并不是针对标准符合性问题的，就是有标准的东西我们不做评估，国家有规定的依照国家规定就好。如果说没有国家规定的，那么就要做风险评估了。”
据黄国忠教授介绍，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比较有亮点的概念，叫做风险传递。某些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危险源，但不一定就会发生事故，也不一定会导致伤害，只有在一定的转化条件下才能导致事故发生，才能发生伤害。风险传递是一套比较成型的理论，从有危险的源头怎么发展到最后的事故伤害，这套理论可以论证的比较清楚了。“比如我们分析汽车，它由于零部件的缺陷导致什么样的故障，什么样的故障又导致了什么样的危险事件或情形，这种情形又会导致最后什么样的事故，事故又会导致什么样的伤害。这样一个风险传递的过程，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吧。对于消费品召回中的电子电器、儿童用品，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汽车产品安全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的完善建议
“《汽车产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从立项到征求意见稿发布，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了，期间开了很多次的专家讨论会来商定修改里面的内容。目前这个意见稿应该来说，还算达到了一期的目的，后续这里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黄国忠教授向记者举例，“比如我们提到汽车产品缺陷需要通过风险评估来认定、界定风险水平，目前我们在风险的严重程度上做的工作比较多，因为可以从众多案例里总结出来。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很准确的方法能够很准确地定量，下一步将对此和相关部门做一个重点的研究，希望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在他看来，现在《指南》的定性化描述比较多，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仅定性的语言可能不足以去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就要采取定量化的措施，这种定量化的措施希望在未来的3~5年内能够完善出来。另外就是风险水平等级，目前我国是参照国外的一些情况把风险等级水平划分为5级，那么这5级划分是否合适，每一级划分的依据现在来讲也没有完全彻底能够说清楚，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我感觉不会太多，有可能会出系列的标准，也有可能会对标准出很多补充的材料，比如对可能性、严重程度、标准实操的说明等等一系列补充的文件。”黄国忠教授喝了口茶，继续说道：“每一个标准出来都会有大量的技术支撑工作，因为我们每出一个数值、一句话能不能说，能不能让企业或者政府去实操这个数和这句话，必定要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来自于科学研究。没有科学的依据，最后出来的数字是没有说服力的，将来想把它转化成实际操作的东西也很困难。对国外的经验完全借鉴也不行，还得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现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欧美一个标准，到了我们这儿一个标准，很多安全性差异很大，因为到中国就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汽车召回制度成效很大
国家质检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31日，我国共有68家汽车生产企业开展了152次召回活动，涉及车辆1043.35万辆，已创历年新高。对此，黄国忠教授给予了肯定：“我觉得这12年来汽车召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可以说这种缺陷产品的召回对普通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极大的保障。召回其实就是希望在没有发生事故之前去消除安全隐患、消除风险源，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近几年我国汽车召回数量屡创新高我认为是件好事，但对召回的理解一定要纠偏。”黄国忠教授表示，现在可能有小部分消费者发现新闻报道某个产品有缺陷，就认为这个品牌、这个产品不行，其实这是对召回不正确的理解。所谓的召回其实就是一个预先防范风险的措施，是生产者对消费者负责的表现。因为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不发生事故，付出再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不能等到出事之后再去补救，所以召回是一种主动防范风险的措施，而不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但凡能够主动实施召回的，我认为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而不要从召回数量上去看，认为召回数量多的产品就是质量差了。没有产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都或多或少存在风险，只要生产企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去消除这个风险，就算消除风险采取必要的手段的成本很高，能够在没有缺陷调查介入的情况下主动召回，这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表现出来的态度。”
此外，从近年汽车召回数据来看，国内召回的数量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的，包括受政府缺陷调查影响引发的召回案例数量也远低于美国。黄国忠教授对此认为，这恰恰说明我国在缺陷调查、监管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今后大有可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介入，不是因为企业的产品不行，而是希望说明企业的产品存在风险，需要企业主动去消费安全隐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维护企业自身的良好信誉。希望企业主动承担召回责任的同时，也要跟消费者积极宣传召回并不代表产品质量不好。
“不要把有缺陷的产品和三无产品、不合格产品混为一谈，那是两回事。有时候消费者会说三无产品为什么不召回？其实三无产品本身就不应该出现在市场上，它本身是一种不合法的状态，而不是我们正常的质量监管的范围。正常监管范围是已经符合国家标准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一定要有区分。我希望消费者可以理解，召回并不代表产品质量有问题！”黄国忠教授表露出了坚定的语气，当然有一些企业本着利益为准的态度不主动实施召回，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介入了。所以说我国缺陷产品的调查力度跟国外相比还有差距，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缺陷判定的手段、风险评估具体方法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高校架起政府、企业间的桥梁
由于我国对产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到目前只能说初具规模，今后要做的工作相当之多，因为消费品种类很复杂，出现的问题也太多，能通过未来几十年的积累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科学的召回体系，在黄国忠教授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千万不要急功近利，没有大量的技术研究作支持是不行的。
“所以我认为从高校、企业、政府部门要形成一个闭合的良性循环，企业的实际问题，或者政府主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高校、通过科研院所、通过研究去解决，再将结果推到企业、推到政府主管部门去作支撑，这样形成一个有机的闭合整体，才能使我们的标准体系、召回体系良性运转起来。”据他介绍，北科大现在正与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一些汽车企业合力打造良性循环的召回体系，通过高校作为媒介，作
为一个平台，由高校把企业和政府串联起来，企业遇到问题可以通过高校来解决，政府主管部门需要技术支持也可以通过高校来解决。因为直接管理的相互关系，企业和政府很难直接面对面地接触，高校在两者中间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这种形式叫产学研相结合，可以让三方都获利。
“将来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和质检总局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也是质检总局第一届进出口商品管理专家，跟政府主管部门有效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在缺陷判定、产品质量分析过程中能运用科学的管理体制去支持，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确实做到有理有据，既能做到对生产者解释清楚缺陷判定的原因，又能跟消费者说明这个缺陷可能导致的问题，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两者的利益。就不会因为生产企业是行业支柱而去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也不会因为一两个个案导致整个行业的崩溃，这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所以我们要有科学的方法去支持，建立一个完善的召回体系，才能够让各个方面都接受，才能把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消费者协调统一起来。”谈及产品安全研究的未来，黄国忠教授继续说道：“产品安全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将来也应该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方向，而且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健康、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视，我觉得产品安全也会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采访的最后，黄国忠教授有些话想对本刊读者朋友们说：
“我认为‘安全’是个花钱的行当，就跟环保一样，但是这个钱花的是物有所值的，因为保障了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企业自身要树立安全观念，将来国家法律也会越来越重视产品安全。从质量方面来讲也是这样，无论产品召回还是风险评估，其实都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以人为本，这是最基本的理念。我希望通过《产品安全与召回》这本杂志的宣传，使广大消费者树立正确的产品安全理念，对召回有正确的认识，也对相关标准法规有正确的理解。”
原文链接：产品安全与召回（2016年12月 第6期）
（责编：孟婍、李文慧）
